首先，大学要变得更庄严，须坚持在传承人类知识与文明上发挥更大作用。大学一度是思想的圣殿、科学的圣殿、情怀的圣殿，“象牙塔”是对这种神圣与敬畏的集中诠释。但，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，信息革命的汹涌来袭，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多元，一时间“礼崩乐坏”，教育的“载道”功能、大学的崇高更被不断稀释和消解，“教育消费论”颇受欢迎，大学变得更加亲和入世，与时代同频共振愈发强烈，社会、媒体、市民对高校的评价由仰视变为了平视、甚至审视。这其实不是在加固而是在动摇大学的根本。李志民说，“大学作为文明社会中的重要组织机构，保持了较高的社会地位，而且经久不衰。大学不仅传承了知识文明，也曾经改变了它所处的时代。”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，不仅在于他是新技术的策源地，新产品的孵化所，更在于它是文化和思想的诞生地，是大师和人才的诞生地。我想，厘清了“学术共同体”“科学共同体”的本质属性，大学才能回归正途，大学的面目才能为我们熟悉，才能在推进人类文明上有更大的贡献。

　  第二，大学要变得更加思辨，学人须坚持率先垂范推进改革，引人思考，引领思潮。钱旭红表示，中华文明史，可以说是一部思维的进化史；李志民也表示，“由于大学的荣誉地位和使命崇高，大学的任何重大变革都会引来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。”但，大学的可贵和必要性恰恰在于这种距离与“清高”，这种对自由之思想、独立之人格的高扬，对器物主义、实用主义的疏离或摒弃。如果连大学都是某种单一垄断的思维大行其道，非此即彼、非敌即友的排他情绪盛行，浮泛浮躁浮夸思潮盛行，学人以目的与功利为言行的基本遵循，或者说连大学的师生都不想思考、不会思考、不敢思考、不能批评，无法尽情碰撞思想的火花，尽情享受思维的乐趣，不断产出思辨的成果，坚持履行监督社会、针砭时弊的职责，大学还如何称之为大学？大学的教授还如何称之为知识分子？大学的良知与贡献如何体现？大学又该如何实现对社会文化、思想的引领？ 在大学，既需要行动家、实干家，更要有思想家甚至是空想者，以他们独特的视角、思考与行动，对社会起到督查、调节、修正、镜鉴的作用。

　  第三，大学课堂要变得有更多面貌，大学教师要给学生更多选项和可能。面对日益发展的信息技术、“数字海啸”，大学课堂须坚持育人为本，学术至上，同时更要敞开胸怀，与时俱进。在教育信息化成为国家战略，教育信息化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教育现代化的现实语境下，大学的课堂是否要顺应信息化的这股潮流，呈现出“无限可能”？李志民在报告中提出，在未来智慧互联时代，彼时的大学课堂，将是一个“学习的会所”，教室在云端，学校也在云端。随着慕课的来袭，众多优秀教育教学资源可在网络上随时调取，学生的学习真正实现了随心所欲，那么，大学老师在三尺讲台上还能一如往常，课堂神圣的理念还需一如既往的坚持，但教师中心论、我讲你听的传统理念、授课模式等均须调整，于是，小班授课、讨论课、慕课等应运而生，教学的工具和模式、学习的方式方法、评教的体系和渠道都将随之发生变革。大学的根本功能是否也将有所改变？没有人能够准确预知，但课堂确实有了根本变化，变多了，变快了，变活了，变短了，“好课”更多更“萌”了。

　  钱旭红说，思维就是力量，要打破单一垄断的思维。李志民指出，“由于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，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发明，总会使人们高估技术对近一两年的影响，同时，又总会低估对今后十几年的影响。”对此，我想说，大学就是力量。目前我们的任务，就是通过我们的改变，让课堂不再是单一的满堂灌、一言堂，更加多样多元多维，在互为师生的时代，通过“教学相长”“如琢如磨”，去努力实现每一个大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，让他们的未来拥有更多的、无限的可能。

　  （文：信息学院通讯员慕辰）